瀚亚可持续发展主管 Stuart Wilson 亦表示需警惕漂绿行为。
作为深谙亚洲市场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，瀚亚投资对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格外关注。瀚亚管理基金规模达 2,580 亿美元（包括代保诚及其他外部客户管理的资产），并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，透过贯彻责任投资原则打更加绿色的未来。
问：您认为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投资是艺术还是科学？
Stuart： 我认为这是社会价值与投资交融之处。投资领域有许多以量化为本的评估，因此更偏向于科学。投资者作出决策前，通常会先搜集大量证据。一旦加入与电子表格模型格格不入、同时难以厘定价值的价值观和社会考虑因素，科学流程便难以实施。
然而，这并非意味着要放弃尝试。相反，假设所有其他方面一概平等，那么投资者若能整合这些晦涩的考虑因素，便能建立更好的流程。
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是投资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，如果相关工作不力，便会引发可能遗漏公司真实价值若干重大指针的切实风险。
所以，我更倾向于科学，这是预测而不是算命。
问：从瀚亚的角度看，责任投资的重点是甚么？
Stuart： 瀚亚的目标是将自身打造成为亚洲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方面的领袖。
主要工作重点包括：第一，确保责任投资是瀚亚身份的核心组成；第二，为保诚等客户提供适切的产品组合及投资策略；第三，将环境、社会及管治考虑因素全面纳入投资甄选及投资组织者等环节。
我们亦期望透过报告我们的作为和理据，让客户放心满意。
最后，透过我们的多元及共融方针，处理纸张、电能及塑料的方式，以及与社会大众及业务所在社区建立伙伴关系，我们希望确保整个组织团结一致、言出必行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与保诚更广泛的环境、社会及管治策略完全一致。
问：在亚洲进行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投资有何挑战？
Stuart： 其中一项主要挑战是整个亚洲市场普遍缺乏气候方面的数据。
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有约半数的公司会披露自身的实际碳排放量。另有两成的公司会提供估计数据，除此之外便是彻底的盲区。与其他市场相比，这一问题在亚洲尤为突出。
更加艰巨的挑战的是与这些公司沟通、鼓励他们设立目的及目标，然后制定策略达成目的、实现目标。
我们实际已与投资组合中 2,000 余间尚未进行披露的公司接洽，鼓励他们在账目中加入碳排放及用水数据。这些工作切合保诚的目标，即与占其投资组合绝对排放65%的公司接洽。
问：在缺少数据的情况下，投资者应如何警惕漂绿？
Stuart： 好消息是与数据有关的部分问题开始得到解决。
众所周知，会计数据需要进行审核，而企业也需要有标准可循。在凡事讲环境、社会及管治的今天，情况未必如此。实事求是而言，对数据的核实并非按与全面审核账目相同的水平进行，且有关数据通常滞后、不够严谨且难以比较。
作为投资者，我们深知公司漂绿的诱惑，在进行分析时必须对此加以考虑。通常，我们需要跳出洋洋洒洒长达 30页、通篇都是连绵不断的青山和风力涡轮机的文件，深入研究策略文件，确保其背后有问责制。
此外，我们也留意可持续发展目标背后是否有时间限制、明确的高管关键绩效指标及薪酬结果，我们明白，这可提高实现低碳转型策略的可能性。
问：瀚亚总投资组合中环境、社会及管治基金占比是否有所增加？
Stuart： 我们正努力将环境、社会及管治考量因素纳入我们各项基金（包括保诚所有基金）的投资流程中，不论这些基金是否命名为环境、社会及管治基金。被贴上可持续发展标签的产品系列也非常广泛。因此，我们努力在未来 12 个月推出一些令人惊艳的新产品。
问：风险方面，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投资组合与整体投资组合相比如何？
Stuart： 平心而论，如果你是一位有风险管理意识的投资专业人士，而且你考虑了其他人没有考虑到的重大环境、社会及管治风险，那么总体而言，你应能够通过考虑可持续发展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。
特别是长尾风险，这类风险在事件发生前不会出现在传统的风险指标中。部分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投资组合的排除范围相当广泛，有时甚至整个行业和领域都在排除范围之内。这就使可供投资的领域有所限制。
我们认为，排除应该是在其他途径（例如沟通）未能奏效后才会采取的最后手段。我们与保诚同事紧密合作，以调整本集团的公平及共融转型方针并将其纳入投资流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