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亞可持續發展主管 Stuart Wilson 亦表示需警惕漂綠行為。
作為深諳亞洲市場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，瀚亞投資對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格外關注。瀚亞管理基金規模達2,580億美元（包括代保誠及其他外部客戶管理的資產），並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，透過貫徹責任投資原則打更加綠色的未來。
問：您認為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是藝術還是科學？
Stuart： 我認為這是社會價值與投資交融之處。投資領域有許多以量化為本的評估，因此更偏向於科學。投資者作出決策前，通常會先搜集大量證據。一旦加入與電子表格模型格格不入、同時難以釐定價值的價值觀和社會考量因素，科學流程便難以實施。
然而，這並非意味著要放棄嘗試。相反，假設所有其他方面一概平等，那麼投資者若能整合這些晦澀的考量因素，便能建立更好的流程。
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是投資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，如果相關工作不力，便會引發可能遺漏公司真實價值若干重大指標的切實風險。
所以，我更傾向於科學，這是預測而不是算命。
問：從瀚亞的角度看，責任投資的重點是甚麼？
Stuart： 瀚亞的目標是將自身打造成為亞洲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方面的領袖。
主要工作重點包括：第一，確保責任投資是瀚亞身份的核心組成；第二，為保誠等客戶提供適切的產品組合及投資策略；第三，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考慮因素全面納入投資甄選及投資組合管理等環節。
我們亦期望透過報告我們的作為和理據，讓客戶放心滿意。
最後，透過我們的多元及共融方針，處理紙張、電能及塑膠的方式，以及與社會大眾及業務所在社區建立夥伴關係，我們希望確保整個組織團結一致、言出必行。在這方面，我們與保誠更廣泛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策略完全一致。
問：在亞洲進行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有何挑戰？
Stuart： 其中一項主要挑戰是整個亞洲市場普遍缺乏氣候方面的數據。
我們的投資組合中有約半數的公司會披露自身的實際碳排放量。另有兩成的公司會提供估計數據，除此之外便是徹底的盲區。與其他市場相比，這一問題在亞洲尤為突出。
更加艱巨的挑戰的是與這些公司溝通、鼓勵他們設立目的及目標，然後制定策略達成目的、實現目標。
我們實際已與投資組合中 2,000 餘間尚未進行披露的公司接洽，鼓勵他們在賬目中加入碳排放及用水數據。這些工作切合保誠的目標，即與佔其投資組合絕對排放 65% 的公司接洽。
問：在缺少數據的情況下，投資者應如何警惕漂綠？
Stuart： 好消息是與數據有關的部分問題開始得到解決。
眾所周知，會計數據需要進行審核，而企業也需要有標準可循。在凡事講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的今天，情況未必如此。實事求是而言，對數據的核實並非按與全面審核賬目相同的水平進行，且有關數據通常滯後、不夠嚴謹且難以比較。
作為投資者，我們深知公司漂綠的誘惑，在進行分析時必須對此加以考慮。通常，我們需要跳出洋洋灑灑長達 30頁、通篇都是連綿不斷的青山和風力渦輪機的文件，深入研究策略文件，確保其背後有問責制。
此外，我們也留意可持續發展目標背後是否有時間限制、明確的高管關鍵績效指標及薪酬結果，我們明白，這可提高實現低碳轉型策略的可能性。
問：瀚亞總投資組合中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基金佔比是否有所增加？
Stuart： 我們正努力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考量因素納入我們各項基金（包括保誠所有基金）的投資流程中，不論這些基金是否命名為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基金。被貼上可持續發展標籤的產品系列也非常廣泛。因此，我們努力在未來 12 個月推出一些令人驚艷的新產品。
問：風險方面，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組合與整體投資組合相比如何？
Stuart： 平心而論，如果你是一位有風險管理意識的投資專業人士，而且你考慮了其他人沒有考慮到的重大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風險，那麼總體而言，你應能夠通過考慮可持續發展來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。
特別是長尾風險，這類風險在事件發生前不會出現在傳統的風險指標中。部分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組合的排除範圍相當廣泛，有時甚至整個行業和領域都在排除範圍之內。這就使可供投資的領域有所限制。
我們認為，排除應該是在其他途徑（例如溝通）未能奏效後才會採取的最後手段。我們與保誠同事緊密合作，以調整本集團的公平及共融轉型方針並將其納入投資流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