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亞可持續發展主管 Stuart Wilson 亦表示需警惕漂綠行為。
作為深諳亞洲市場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,瀚亞投資對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格外關注。瀚亞管理基金規模達2,580億美元(包括代保誠及其他外部客戶管理的資產),並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,透過貫徹責任投資原則打更加綠色的未來。
問:您認為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是藝術還是科學?
Stuart: 我認為這是社會價值與投資交融之處。投資領域有許多以量化為本的評估,因此更偏向於科學。投資者作出決策前,通常會先搜集大量證據。一旦加入與電子表格模型格格不入、同時難以釐定價值的價值觀和社會考量因素,科學流程便難以實施。
然而,這並非意味著要放棄嘗試。相反,假設所有其他方面一概平等,那麼投資者若能整合這些晦澀的考量因素,便能建立更好的流程。
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是投資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,如果相關工作不力,便會引發可能遺漏公司真實價值若干重大指標的切實風險。
所以,我更傾向於科學,這是預測而不是算命。
問:從瀚亞的角度看,責任投資的重點是甚麼?
Stuart: 瀚亞的目標是將自身打造成為亞洲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方面的領袖。
主要工作重點包括:第一,確保責任投資是瀚亞身份的核心組成;第二,為保誠等客戶提供適切的產品組合及投資策略;第三,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考慮因素全面納入投資甄選及投資組合管理等環節。
我們亦期望透過報告我們的作為和理據,讓客戶放心滿意。
最後,透過我們的多元及共融方針,處理紙張、電能及塑膠的方式,以及與社會大眾及業務所在社區建立夥伴關係,我們希望確保整個組織團結一致、言出必行。在這方面,我們與保誠更廣泛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策略完全一致。
問:在亞洲進行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有何挑戰?
Stuart: 其中一項主要挑戰是整個亞洲市場普遍缺乏氣候方面的數據。
我們的投資組合中有約半數的公司會披露自身的實際碳排放量。另有兩成的公司會提供估計數據,除此之外便是徹底的盲區。與其他市場相比,這一問題在亞洲尤為突出。
更加艱巨的挑戰的是與這些公司溝通、鼓勵他們設立目的及目標,然後制定策略達成目的、實現目標。
我們實際已與投資組合中 2,000 餘間尚未進行披露的公司接洽,鼓勵他們在賬目中加入碳排放及用水數據。這些工作切合保誠的目標,即與佔其投資組合絕對排放 65% 的公司接洽。
問:在缺少數據的情況下,投資者應如何警惕漂綠?
Stuart: 好消息是與數據有關的部分問題開始得到解決。
眾所周知,會計數據需要進行審核,而企業也需要有標準可循。在凡事講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的今天,情況未必如此。實事求是而言,對數據的核實並非按與全面審核賬目相同的水平進行,且有關數據通常滯後、不夠嚴謹且難以比較。
作為投資者,我們深知公司漂綠的誘惑,在進行分析時必須對此加以考慮。通常,我們需要跳出洋洋灑灑長達 30頁、通篇都是連綿不斷的青山和風力渦輪機的文件,深入研究策略文件,確保其背後有問責制。
此外,我們也留意可持續發展目標背後是否有時間限制、明確的高管關鍵績效指標及薪酬結果,我們明白,這可提高實現低碳轉型策略的可能性。
問:瀚亞總投資組合中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基金佔比是否有所增加?
Stuart: 我們正努力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考量因素納入我們各項基金(包括保誠所有基金)的投資流程中,不論這些基金是否命名為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基金。被貼上可持續發展標籤的產品系列也非常廣泛。因此,我們努力在未來 12 個月推出一些令人驚艷的新產品。
問:風險方面,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組合與整體投資組合相比如何?
Stuart: 平心而論,如果你是一位有風險管理意識的投資專業人士,而且你考慮了其他人沒有考慮到的重大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風險,那麼總體而言,你應能夠通過考慮可持續發展來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。
特別是長尾風險,這類風險在事件發生前不會出現在傳統的風險指標中。部分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投資組合的排除範圍相當廣泛,有時甚至整個行業和領域都在排除範圍之內。這就使可供投資的領域有所限制。
我們認為,排除應該是在其他途徑(例如溝通)未能奏效後才會採取的最後手段。我們與保誠同事緊密合作,以調整本集團的公平及共融轉型方針並將其納入投資流程中。